在第一天宣讲会的最后，孩子们问了一个问题：
      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要来帮助我们？
      当你选择成为一个人文的学生，尤其是一个研究生的时候，无论你是否以远离现实的文学历史或者哲学作为研究对象，事实上你所关注的不能逃离的重点，仍然是我们生于兹长于兹的社会和文化。而这种关注的基点，或者说你所持的根本态度，始终是批判的。
      所以我加入爱心社从03年直到现在，我始终都不曾停止过对于我们工作的怀疑。——虽然，这和孩子们的问题是不同的。他们之所以好奇的，可能是我们所持的动机；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动机并不是问题，至少不像这一问题之于孩子的那样重要。我所固执之症结，始终都是，我们的工作是否能带来意义这一问题。
      而在这一点上，我始终不能像自己所向外言说的，那样去坚信于一种信仰，一种类似于意识形态迷障的理念。但是我始终说服自己的是，做什么，总比不做好——就像鲁迅先生最终也暂时地相信着，如果叫醒那些人，那么未免也就没有破屋而出的希望。

初春的张北满目苍凉。放眼望去，只看得到土黄和一点深黯不辨的墨绿。风剧烈地卷过砂地和枯干的长草，带来凉意、寒冷和关于荒凉的联想。民居周围的围墙或由石块对垒着，或者在砖墙上糊着和了稻草的泥土，院子里仿佛没有人一般的空荡，也许它们的主人正为了生活而在遥远的城市里打拼着。走进学校，只有一排排砖盖的平房，一面为了采光而镶嵌着大大的玻璃。很难想象，只在离北京这样近的距离内，贫穷就会这样直接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张北的烈风不仅让我怀疑，这样的地方是否适合如此多的人们生活于斯。寒冷的气候限制了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此地也并无更多的工业。但当我们站在不停运转的发电风车下面的时候也许就会感觉到，贫穷并不是单纯的环境上的缺憾，它还在于很多我们无法去改变的事物，更在于理念。
      而贫穷或者困难的定义，从来都是相对的。只要存在更好的境遇，就永远存在更差的。
      其实，从孩子们的脸上，我们很难一眼看出贫穷或者孤独。男孩子的肮脏和女孩子的整洁并不说明除此之外的更多问题。烈风带来的通红脸颊也并不一定是寒冷的表示。可是在第一次问到父母身体健康状况的时候，所有孩子都陷入了沉默之中。而最后一天在让所有人都说出自己的理想的时候，一个男孩子说：“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我的父亲动了两次手术……”然后，他便哭了。在他的眼泪面前，我拙于任何的语言。

回来之后，不知道怎样去归拢这些零碎的印象。并不是没有看见过相似的情景，所以不会那样的震撼；但也并不是经历了同样的回访，因此很难完全从之前那种支教的高昂，完全投向理性的思考。我的思考往往太关注于理念，而不太在意制度——这或许，某种程度上是文人的通病。
然而行动往往都是出于理念的。或者说，只有那些融入了制度的理念，才具有最大的影响力。

首先是模式的问题。
      爱心社长期以来进行着一对一的助学资助。这和基金会的行动模式迥异，二者可以说是各有优劣。那么，是否存在一种中间模式，可以兼取其长而避免其短呢？
      我觉得，这是困难的。
      其实一种模式的实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先天的条件。爱心社的一对一是一种方法论还是一种理念？虽然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认知，但纯粹从运转的层面来看，它就是而且也仅仅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根本，是我们有热情有人有时间，来弥补我们金钱上根本的不足。而作为这一模式的必要之因，或者说原动力，热情或者说社会责任感成为了这一模式之中不可拆解的部分。所以对于我们而言，一对一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理念。
      然而这样以一个人／一群人的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为原动力的模式到底能延续多久？虽然爱心社资助部现在已经逐渐走向制度化而保证了事务的延续性，但是其根本的原点却未曾变化。在信息获取－资助－监督的三个环节中，它依赖的是所有义工的无私付出。这个模式保证了将关心落实到每一个受资助者身上，但是它的运作效率难以保证（基本上依赖于义工的个人工作效率），它能控制的资助面比较有限。可是从另一层面来看，这又是作为大学生的我们的唯一能事。如果按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古语来看，我们要实践我们的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就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去作一些事情。
      那么再回到基金会的模式。基金会的基础是一笔可以使用的金钱，那么基金会选择运作模式的关键点应该是怎样最为充分地去运用这些金钱，帮助尽可能多的人。谁最需要帮助？如何监控资助的实行？基金会所进行的资助数量使得这两点很难进行。其实无论何种资助模式，这两点都是难以决定的。爱心社的一对一实际上是通过王搏老师的调查来完成信息的搜集，通过投入大量义工人力来完成监督。这是适用于小批量样本的工作模式，很难想象在大批量资助中推而广之。但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信息搜集模式和监督模式？从信息来源上看，依赖政府数据还是不能逃避的，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如此有效和省力的方法。此外，或许依赖自荐（学生/家长）可能是对政府数据进行补充的方法；但是一旦有这样的自荐，就需要后续调查的力度。而在监督层面上，在不能缺少的回访之外，或许可以通过书信/电话落实到每个受资助人进行调查——但是，这样的监督是否有其必要？在大批量的样本前，适当的抽样就已经能保证一定的监督力度。
当然，模式总是会不断改变的。然而一个原点是：爱心社始终是以个人的力量，去面对和承担个人的希望和梦想；而基金会则是试图扩大群体的影响。其实所有方法的采用，都不外乎出于各自条件，围绕各自基点进行。如何改进，始终都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其次是资助面的问题。
      既然基金会的自我定位是政府/企业之后的第三支力量，以解决“灯台底下暗”的问题为目标，那么我不禁怀疑，像在张北这样的资助力度，是否过大。
      我仍然坚持应该在资助上区分出奖学金和助学金。虽然基金会可以认为，我们的任务是扶贫而不是助学，但是我想要反问的是，为什么扶贫这样的政府工作会落到基金会这样的第三力量上？如果说扶贫的目的就是资助那些“上不了学”的孩子完成初中教育，但在有了“两免一补”政策的现在，到底还有几个孩子是“上不了学”的？当然，可以用“低估当地贫穷状况”的理由来反驳我，但是实际上阻止一个孩子求学的，往往不仅是经济的因素。只要家庭贫困就可以得到资助，这一点不错；但如果加上学习好就可以得到更多资助，这至少可以起到更多的刺激作用。
      最后，仍然是观念。
      其实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什么对他们最好？
      如果我们坚信着知识改变命运，那么它到底是在什么层面下运行的？
      如果我们只是让“知识改变命运”成为“十年寒窗金榜题名”的又一翻版，那么也许就太过残酷了。毕竟教育资源有限是中国目前的现实，也是我们无力改变的现实。实现梦想，坚持到底，这些话语与其说是励志，不如说提供了一个乌托邦的幻想，伪称每个人都能到达幸福的彼岸。但事实上究竟有几个人能够走出来？有几个人能够上高中上大学？
      当然，我这样的想象也过于绝望。可我只是认为，“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应该有比通过考试实现阶层流动更大的意义。知识的掌握本身是通往人类自身幸福的阶梯，我认为这一点并无错谬。在帮助上，学费和生活费是一方面，但是这不过是最为基础的部分。我们作为学生，只能出一份单纯的绵薄之力。但是基金会不一样，基金会具有我们所无法企及的实力，可以组织更多的人，做到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试图去单方面决定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就太过精英主义了。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总免不了一种精英主义的态度。梁漱溟曾经在30年代的山东乡村推行过改革，他的失败虽然夹杂着外部原因，但似乎也证明着书生意气终究是行不通的。——这些问题原无答案，要用一个中文系的脑子去凑个不着不调的答案，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路还正长。
      可以尝试的，和努力的，还有很多。

去的时候正是春分。此时则已将近清明。
      北京的春天在一场小雨之后异样和暖起来。
      而，那里，还好么。
                                   
                                                                                  赵袆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晚于燕园